[36]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条将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法律作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除商事合同关系外，《法律适用法》在涉外侵权关系、夫妻财产关系、协议离婚、动产物权、知识产权以及消费者合同等领域均规定了法律适用的自治权利，而这些案件关乎身份关系、第三人利益、对世权利甚至是弱者保护领域的特殊政策，因此当事人自治选择外国法的效果需要司法的审视与制约。
例如，喜马拉雅、得到等APP为用户提供读书服务，主要包括全文朗读书籍和讲解书籍核心观点两类。政府规制过度，将分享经济企业驱逐市场，阻碍产业创新。
二是用于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平台对供给方设置的奖惩机制等信息亦应当向社会充分公开，促使声誉评价机制更好的运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德国，辅助性原则通过《基本法》展现的具体要求是，经济上的个人责任与协作优先于国家责任，只有当私人经济无能力有序高效完成某一任务时，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才作为备用力量予以考虑。第一，建立有效的声誉评价机制，引导与规范供给方行为。[12] 参见侯登华：《共享经济下网络平台的法律地位》，《政法论坛》2017年第1期，第162-163页。
民宿短租中平台与房东的关系不能简单看作雇佣关系。[41]原因是消费者相信政府规制介入后其合法权益会得到保障，声誉评价的作用就下降了。若监察机关并未全面移送时，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利时，可否直接向监察机关申请调集证据，或者可否提出申请，经由法院、检察院来调集相关证据，亦需充分研究相关的程序制度问题。
第十一、监察机关是否应该拥有监察法规制定权、法律议案提起权和合宪性审查的提请权？在我国宪制架构下，原有的中央国家机关都有广义的立法权，即国家军事委员会可以制定军事法规，两高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法律，若不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这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宪制地位不符，也使因监察法本身制定的简约带来的具体因应性的不足无法及时解决，同时还造成将一切监察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的目标难以完全落地。从此两种不同的职务犯罪，一种由监察委调查，不是刑诉法调整，律师不得介入，一种由检察院侦查，由刑事诉讼法调整，律师可以依法介入。既然该法条将公职人员与其他人员并列，那么立法原意的上其他人员就不是公职人员。当下已经展开的向法院、检察院派驻监察机构活动，如何与司法改革的设计保持良性协调，监察派驻机构如何与法院、检察院的纪律惩戒机构兼容，或者让监察派驻机构很好地嵌入法院、检察院中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第九、检察院、法院的案件管辖通常是以地域管辖为主的原则，而监察机关的案件管辖主要按照与身份级别相适应的属人管辖原则。一项全新的改革既要给予其必要的试错空间，又要随时勒紧法律的缰绳，以防止因制度缝隙太大而导致出现结构性的风险。
但监察法第9条却仅规定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并没有规定相应的连选连任限制。具体言之，监察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果将人大代表完全纳入，则必须理论上解释人大代表是否具有公职人员身份，还要考量监察人大代表可能对人大制度本身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如果监察人大代表并对人大代表采取留置措施时，是否要遵循宪法、代表法对人大代表的特别人身保障程序？还要考虑一旦对人大代表执纪、执法监察或者职务犯罪调查时，是否要启动程序，剥夺人大代表的任职资格等问题。其理据在于：1）、监察法第15条已明确规定是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
更为值得关注的，乃是各级监察人员，若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是否应本着权力制约和相对均衡的原则，交由检察院来立案侦查？ 第十三，按照监察法的规定，监察人员有客观全面收集证据的义务，但并未规定监察机关有向司法机关全面移送证据的义务。第二，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的派驻或者派出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以笔者有限的理解能力和对监察实践的不完全了解，笔者认为下述有关问题是亟需破解的法适用难点问题。总而言之，宪法和监察法之下的监察机关是一个职权广泛的强力机关，但这个机关应该有权力边界，应该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使职权，应该接受富有实效的、严密的监督，这些都是未来监察制度完善中的重大问题。
实践中还出现因各种原因监委会主任任期未满即改任他职情况，相应的原任监察委员会的辞职程序，新任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任命程序均需要明确规定。由于监察改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因此监察立法的制度设计除了要总结、固化试点经验外，其他有关制度的安排不过是沙盘推演。
按照代议机构自治的一般原理，国外或境外的监察机构一般不把代议机构的议员纳入监察范围，但由于中国5级人大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人大代表，如果一刀切地将人大代表排除出监察范围，会使监察范围出现一个大的缺口。第十、监察法第25条规定：查封、扣押的财务、文件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查明后三日内解除查封、扣押，予以退还。
第十四、监察法第十八条规定：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调查职权，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监察机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的具体途径是什么？理论上除了通过监察活动，敦促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权威外，是否还应按照立法法的安排，给予监察机关法律案的提起权和合宪性审查的提请权，其实是制度设计的应然之意。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法 。第十二、正在审议中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将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重新赋予检察院。包括：（1）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已于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从而为这项涉及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和已经全面展开的监察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
两种不同制度进路的表现优劣与否？或许关乎未来相关制度的重新整合与调适。3）、监察法第34条第2款规定：被调查人既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又涉嫌其他违法犯罪的，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
上述法条所指派驻机构名称如何确定，派驻或派出具体方式是什么？对派驻机构的授权方式是普遍的规则授权，还是具体的临时授权？监察法的有关表述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实操性。这会导致逻辑上可能出现，具有很高等级级别的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最后只是交由基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基层法院来进行刑事审判。
我国现有的国家赔偿包括行政赔偿和刑事司法赔偿两种形式，而监察机关被定位为既不是行政机关，又不是司法机关。本条所列举的人大监督监察委的手段是否包括或者是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所规定的其他监督手段，比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监督法与监察法在法适用中的具体位阶关系和衔接都需要具体研究。
监察法第13条规定，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对财产比较严厉的调查处置措施比如查封、扣押、冻结，对人身严厉限制的留置措施，派驻机构、派出人员是否均不享有相关权限？派驻机构、派出人员如何既能充分履职，完成监察法赋予之使命，又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尊重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运行规律，比如对法院、检察院中公职人员的监察，不妨碍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对大学中有关人员的监察，不妨碍大学的办学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对人大有关公职人员的监察，不动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地位等，这些都亟待在实践中探索总结。2）、监察法第22条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第八、监察法没有规定追诉时效制度，未来若监察机关办理的监察案件超出了我国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而监察机关坚持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如何处理？这在法理上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处理过程中会让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承受巨大压力。
如何理解此条款，关涉监察机关的权力边界和行使权力的程序正当性。当然，实质相似的两种权力却归属于不同的名义之下，个中法理如何圆融，其实值得研究。
第七、监察法第67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对此，我们必须惕然警然的是，防止因立法的不周延或者解释的开放性，而造成监察范围的宽大无边、监察权力的毫无边界。
由于各个具体犯罪的涉案人员因具体案情不同而各有不同，因此监察法第15条规定范围之外的其他人均有可能成为监察对象。更进一步而论，第13条所指派驻机构、派出人员的管理权限到底是一级监察委所拥有的12项调查处置权的全部，还是只享有部分权限。
第五、监察法第8条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任期限制，即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一、监察的对象除了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到底还包括那些人员？按照对监察法的整全解释，笔者认为从理论的逻辑而言，每个中国公民甚至外国人都可能成为监察对象另一方面，必须将具体工作与原则、制度进行分离，针对违反宪法的法律和政策，针对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执法活动，必须坚决依宪依法进行审查。它行使了控制权，但却不是为了占据优势的多数的利益，而是与之唱对台戏。
民主有一个很简单的表达和很直接的内容，那就是多数决。撤销违宪法律的机构是不是一个法院，这是完全是不重要的。
摘要: 合宪性审查贯彻了法治和民主的两重逻辑，由此合宪性审查在完成法治任务时带有强烈的政治功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与之近似的是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政治性法案必经审查程序和其他法案提请审查机制，那就是在议会内部所进行的公开审查。其实，齐玉苓案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典型的宪法案件。